关于律师的介绍词

　　李骐律师，君合律所合伙人。执业超过25年，中国企业并购和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专家，在并购、资本市场、私募股权领域已连续十几年每年被《钱伯斯亚太法律指南》、《亚太法律500强》、《亚洲法律和实务》、《国际金融法律评论》和《国际并购律师名人录》等杂志评选为"顶尖律师"。中国司法部也曾向李骐律师颁发"全国十佳律师"称号。

　　作者：刘晓笑

　　摄影：陶冶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第二季

　　李骐因其在市场上超过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并购专业知识而闻名。他经常为美国公司于其在中国的投资和经营事宜提供建议。

　　——《钱伯斯亚太法律排名2016》（Chambers Asia-Pacific 2016）

　　由于微信限制音频大小，李骐律师访谈（下）请见今日推送的第三篇文章《实习职位 | 炜衡、锦天城》末尾

　　少年自有少年狂，藐昆仑，笑吕梁

　　第一部分

　　1、您一直都在走精英路线。从上海的格致中学，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再到哥伦比亚大学。您从小就有做律师的梦想么？刚毕业的时候您在上海第三律师事务所工作，那是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我们很多读者可能都还没出生。不知道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现在的还在运营么？

　　说我一直在走精英路线，可能这不是全部。年轻的时候总是向往知名度最高的学校、知名度最高的公司、知名度最高的职业。可能我是蛮有幸的，去了上海的格致中学，然后去了复旦大学，先读了国际政治系，然后读了法律系。毕业以后，来到上海第三律师事务所，那是当时上海最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其中有很多很优秀的前辈。这个律所现在还在，改名了，因为司法部有规定，律师事务所不要再叫“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名字，现在叫“勋业律师事务所”，具体地址是上海市新闸路1324号（哈哈，还记得），因为我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三年，其中有一年半我每天晚上都睡在这个办公室，因为当时工作很辛苦，所以这个地址记得非常清楚。

　　第三律师事务所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非常谦卑，他们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都是很有成就的。这里有上海最早、最优秀的海商律师，还有给“四人帮”辩护的刑事律师，这里有上海最早的做银行业务的律师，真是人才济济。但是你在里面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他们是那么高高在上，反而他们都很喜欢教年轻人东西。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律师，当时在第三律师事务所是非常桀骜不驯的，但是当时那些律师都对我这么宽待。我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胸襟来对待年轻人，他们当时对我是有的。

　　（那么那段经历对于您以后做律师的道路是一个非常好的起步？）

　　不只是一个非常好的起步，应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起步。在三年后我离开了第三律师事务所，跟另外几位律师一起创办了现在的方达律师事务所。方达律师事务所最早的客户是从哪里培养的呢？就是我在第三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开始培养的。因为在那里工作才能接触到中国最早的证券公司，中国最优秀的银行，还有一些知名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如果没有第三律师事务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说不太可能有现在的方达。

　　2、做律师三年后，您就与几位律师一起创建了目前在业界闻名的“方达”律师事务所。当时中国的法律发展应该还不太健全，您是如何产生了创办律所的想法呢？直到赴美留学之前，您在方达工作了七年。这七年间应该是方达律所打基础的、最艰苦的阶段。想必您经历了不少挫折，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您是如何克服的？起初对方达律所的设想和后来的发展有何不同呢？

　　确切地说，方达是我和一批同事一起创建的，有些同事现在还在方达，有些去了其他律师事务所。当时有意要建立这样一个律师事务所是因为我们的客户与其他客户有很大不同。传统的客户想要找律师事务所一般都是要写一个简单的文书，财产分割协议啊，简单的诉讼案，几十万的民事诉讼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这批人正好有一些国际律师事务所和国际银行带来的客户，比如股票的上市、国际间银行贷款，他们对业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反映的速度是非常不一样的，有时候需要24小时之内马上答复，有的时候需要很长时间的国际电话，而且也需要一个真正的团队支持。

　　而在当时的制度下，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国营的，没有一个“雇佣”的概念，你不能“雇佣”一个律师，张律师有张律师的办公室，李律师有李律师的办公室，业务很多的时候找不到帮手来帮你做。这些原因加起来就导致当时的上海司法部开始试点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这个“合作制”其实已经有一些偏向“合伙制”了。有一些年轻律师就像开始试试看。当时我也才27岁，我的其他一些同事大多数都是比我小4岁，也就是他们刚刚法学院毕业。

　　回过头来，有很多挫折和挑战，举不胜举，但是对于个人的锻炼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之前在学校的时候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到了工作岗位上，又要找到自己的客户，又要跟各种各样的同事进行合作，坦白说，当时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处理好这些都是个问题，所以也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

　　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深的是，针对一个问题的决策，我们几个合伙人之间意见非常不一致，在会议上有一番争执，当时争执很激烈，但是争执之后，大家又要继续加班，就睡在办公室。但是当时跟我争执最厉害的一个同事就跟我睡在同一张办公桌的两头。这是很有意思的经历，跟你刚刚激烈争执过的同事就跟你睡在同一个办公室，而且连张床也没有。在年轻的时候，需要能够避免个人的情绪给你的决定、行为带来的阻碍，这是很大的挑战。

　　从方达本身的架构来看，它的分配机制上（可能方达现在的同事更有发言权），我们不仅考虑到我们的律师能够带来的客户，更考虑到我们的律师能够带来的价值。这个是当时大家讨论之后得出的一个机制，也是后来不断能够吸引年轻人的一个基础。这一点我一直感到蛮欣慰的，回过头来经常看到方达在业界取得各种成就，虽然我现在在君合，我还是一直为他们祝福。

　　雏鹰羽丰初翱翔，披惊雷，傲骄阳

　　第二部分

　　3、您在方达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最后两年开始赴美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取了LLM和JD学位。当时怎样想到出国？如何有这个机会呢？

　　出来读书坦白的说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是觉得当时在中国做律师有很大的不满足，你会发现你面对的对手，他们所说的语言、他们做事的方式跟你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很深的危机感。但是我作为年轻律师已经走在行业前列，但是其实我的心里又明白其实我对于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地了解，心里有很多不踏实的感觉。

　　另外我们的很多前辈也都给我们树立了很多榜样，在我出国之前，君合的创始合伙人肖微律师也是在哥大读书。另外海问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何斐律师和高西庆律师也都是在美国读过书的。

　　他们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想，是不是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见识，将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会很快落后。别人又比你聪明，又比你能干，又比你受过更好的教育，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不落后呢？所以就下了决心出国读书了。

　　先读了LLM，但是感觉毕竟学到的东西不太够，所以接下来又读了JD。当时我感觉自己有一些能力比较欠缺，比如法律检索。有一次，那是我读完LLM去Cleary的时候，有一个法律公益的案件，我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律师事务所很多钱，查到的结果还是不够精细。最后律师事务所给了一个非常客气的通知，说“亲爱的李律师，你知道查LexisNexis或者Westlaw不见得一定要通过电脑来检索，（因为那个时候电脑查询都是按条算的），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图书馆馆员，通过一些keywords就可以查到”。其实我知道律师事务所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你花的时间、花的钱太多了。后来我按照这个办法还的确在图书馆就找到了相应的结果，非常精准，而且也没花什么钱。

　　这个给我触动很大，我想看来我学到东西还是不够。所以又去读JD，而且在读JD的时候专门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我学了一个高级法律检索。

　　（当时您出国的时候，方达还在运营中。在事业与学业中间您是如何平衡的呢？）

　　这的确是很难抉择的，不仅有事业、学业，还有家庭。但是当时方达的同事，年轻合伙人的能力都非常强，经过多年的工作积累，从93年底94年初成立，到98年，那个时候他们也很能干了，我也觉得他们能把方达做下去。另外家庭方面，我太太也非常支持，她知道我一直有这个要出国的心，家庭方面也是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得到两边的支持，才使得我后面的学业继续下去。

　　4、您在纽约的时候曾经有在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 LLP短暂的工作经历。现在来美国读法学院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但在您那个时候，不仅法学院的中国人少，总体上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比今天少很多。当时在美国律所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Cleary真是非常好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当时我选择律师事务所的时候，第一就看这里面的人是不是nice，我来到Cleary发现，站在走廊里面，大部分人都是对你有笑脸的。美国的律师事务所的确是跟中国的律所有很大不同。首先，他们做的工作很不一样，美国律所里面分工都是比较具体、比较细致。在中国可能两三年就可以做一个很大的项目了。但是在美国律所你要做的东西都更细一些。

　　第二呢，Cleary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律师是事务所，里面虽然也有白人、犹太人，但是也有不少西班牙裔的律师，你要学会跟来自各种种族、文化的人打交道。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确非常不一样，不是那么的confrontational，的确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确已经比以前多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感觉还是喜欢中国人之间抱团，一起吃个饭，毕竟远离祖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让你知道山外有山，尽管在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成功，但是在美国要想成功，是更长的距离，更严峻的竞争，以及对自己心理上更多的挑战。

（非常有幸得到李骐律师的签名赠书）

　　烈火再炼双百日，化莫邪，利刃断金刚

　　第三部分

　　5、留学归来，您再次回到熟悉的上海，您来到了君合律师事务所，为何在此时选择了君合律所呢？当时加入君合您有怎么样的抱负，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与其说我选择君合，还不如说是君合选择了我。人生的命运有很多时候是一个互相配合的过程。

　　（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

　　我非常有幸加入君合，在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我还在第三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就已经久仰君合大名了。创建方达的时候，我也是以君合为目标。当时我跟君合的一批合伙人有一些交往，他们在人生的见识，包括专业上的，人情世故上的见识，都给了我很多启发。以至于很多年之后，他们对我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正好我在读JD的时候，当时新加入君合的一个合伙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君合。当时我离开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方达运行地也很好。我想可能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会了。离开自己创办的律所，我在纽约也已经比较长的时间，给了我一个独立审视的机会。可能这些对我很有吸引力的君合合伙人也将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另外，年轻的时候我想的更多的是成功的律师，想做很大的案子，想很有名。但是在美国读书之后，想法有很大变化，我不再把这些表面上的成功作为自己的追求。我发现这些表面上的成功给我带来的负担大于给我的成就感。这个时候，我更想成为的是一个对人真正有帮助的律师。

　　回到上海后，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不要做最有钱的律师，不要做最有名的律师，我要做一个对人真正有帮助的律师。

　　6、君合律师事务所于1989年创立于北京，是中国最早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目前在全球拥有九个办公室和一支由180多位合伙人和顾问、420多位受雇律师和法律翻译组成的逾600人的专业团队，是国际公认的、最优秀的中国大型综合律师事务所之一。我们的读者对北京上海的君合律所可能比较熟悉，但是对于君合的硅谷办公室知之甚少，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君合硅谷么？

　　君合硅谷也是2000年成立的，在君合全球的各个办公室中历史并不是很长，但是君合在美国已经很长时间了，纽约办公室1993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24年了，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在君合纽约工作。君合硅谷2000年成立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想发展君合的专利事业，当时有两位律师，一个是王朝晖律师，一个是朱坚律师，他们都是生物科学方面的博士，也是我在哥大的同学，在加入君合之前，他们分别是一个知名美国律所在北京和上海的管理合伙人。2000年他们加入君合，我们决定开办君合硅谷，硅谷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专利事业的地方。到今天为止，以硅谷为中心，以上海和其他办公室为支持，已经发展得非常不错了。我们的队伍有30多名从事专利业务的律师，也吸引了很多客户。

　　关于硅谷另一方面的业务，是2014年我正式开始在君合硅谷做的。以前我在君合纽约做过，就是在美国也能提供中国法服务，我知道如果在硅谷办公室能够有五六个律师的团队，还是有可能提供这样的服务的。这一点与其他中国律所的美国办公室不同。我们的客户来自美国各个州，有些客户想要投资中国的某个地方，或者想要收购中国的某个公司。如果他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可以为他们解决一些框架问题，细节问题我们再跟君合在中国的办公室合作，这对客户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在过去的三年多中，我们硅谷办公室中国公司法的义务发展也非常快，不仅有硅谷本身的客户，还有密西根、波士顿等地的客户，很多客户都是通过君合硅谷办公室进入中国的。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君合硅谷将会成为一个以在美国本土不多见的以中国公司法和知识产权法为中心服务的办公室。

　　当然也有有些在美国的中国公司通过我们找到目标公司，找到合作伙伴。这也发挥了我们在语言、文化、法律上的优势，联合我们兄弟律师事务所、合作伙伴，帮助投资人找到需要的资源，这也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7、您对君合律所以及君合的硅谷办公室有何规划？

　　我们君合现在是在提拔更多年轻人，君合的创始合伙人现在都是五十岁、六十岁以上了， 他们在君合创始的时候他们那一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可能是中国当时那一批中最早从事外资业务的律师。现在新一代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律师也能力非常强，他们从事的领域也是以往合伙人没有从事过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们的重心集中在这些律师身上，很高兴能够发展出来这些年轻的专家，新领域的合伙人。从硅谷来说，我们的愿景是把我们君合硅谷变成一个比较少有的、屈指可数的、能够提供全方位中国法律服务的办公室。

　　后记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专访》开播半年，终于采访到了李骐律师。李骐律师之名，在中国法律界如雷贯耳。“金君海中方”，他占了两个。钱伯斯全球榜、钱伯斯亚洲榜上，他连续多年都是公司并购领域的顶级律师。还是中国司法部认可的“全国十佳律师”。他的光环、头衔太多太多。

　　可是当我真正地采访到了他，实在还是被这位传说中的人物所震撼。以前我只知道“名副其实”，但要说李骐律师，不得不说是“实至名归”。

　　采访我们约定12点在一家帕罗奥拓的日本料理见面，十二点的秒针和分针刚一重合，就看见李骐律师走过来了。

　　他无疑是个桀骜不驯的精英，虽然如今的他已经不再喜欢“精英”这个头衔。从上海格致中学，到复旦大学，到上海第三律师事务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到纽约的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 LLP，包括现在在作为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负责君合的硅谷办公室。

　　然而，他又是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27岁创办方达律所，因为工作太忙，一年半的时间天天睡在办公室。白天会议上刚刚产生意见分歧的同事，晚上两个人又挤在同一个办公桌的两头。能够在那个年代留美读法学硕士有读法学博士，他该算是出身富裕，可为了工作，为了自己的事业、梦想，他牺牲如此，让我这出身寒门的普通人都难以想象。

　　他是法律界的唐玄奘，第一批留美学习西方法律并将美国法带回中国的律师。期间跋山涉水，一路斩妖除魔，眼前从未见过的世界，从未经历的苦难，从未预料过的迷茫。他的聪慧和坚忍，在那无数个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无数个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对自己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再大的苦难也要学会承担。”

　　年轻的时候他也追求成功的光环，如今，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做最有钱的律师，不做最有名的律师，我要做对人最有帮助的律师”。此次接受采访，李骐律师也是为了达成自己在接下来多为新一代律师提供帮助的理想。于我而言，他做到了，我见识到了一位最谦和、最卓越、最实干、让我受益一生的律师。我又很有幸的，通过“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专访”，让更多年轻法律人见识到李骐律师的才干、人格、胸怀，将他的这个理想传递下去。

　　－END－

　　如果你读完这篇文章有任何想和律师交流的问题，欢迎在文章下方留言。

　　转载请联系作者xiaoiao.liu@uchastings.edu：）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更多精彩文章，欢迎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专访】LLM一年的真实炼狱生活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专访】学者型律师，PhD&JD双博士，罗姆半导体集团美国法务总监

　　【感恩节特刊】与薄瓜瓜一起通过纽约律考，最全经验分享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专访】从强生科学家到跨国律所复杂诉讼律师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专访】带俩娃的斯坦福生物学博士后如何闯进美国顶尖律所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专访】LLM川妹子如何从联合国走到美国精品律所？